最近，日本最火的“玩意”之一当数Gatebox，译为“我的新娘召唤设备”。这是一款二次元全息投影机器人，圆柱形装置的内部可以投射出一个身高15厘米的3D虚拟萌妹子，通过摄像头和感应器识别 “主人”的表情及动作，甚至可以和“主人”虚拟“结婚”。虽然售价高达1.7万元人民币，却依然热销。

　　“我的新娘召唤设备”产生于秋叶原——这里曾经是东京高品质电子产品的集中地。其背后是20世纪五六十年始的第三次产业，以东京为典型的东京湾区积极转化科技成果，从较为单一的物流产业转型为先进制造业主导，日本也因此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京湾区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产业布局，跻身世界三大湾区。

　　如今，新一轮产业已然开始，AI、工业4.0等热词浓墨重彩地描绘着这一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要抓住契机乘风启航，是与东京湾区的经验同行？还是吸取前车之鉴呢？

　　秋叶原电器街曾经被誉为世界最大的电器街，也是电子商品潮流的风向标。在日本经济腾飞年代，这里的商店先是大量供应电视、冰箱，随后是录像机和游戏机，20世纪末秋叶原电器街的电脑相关产品销售额超过了家电销售额。而如今，秋叶原又有了“宅男天堂”的头衔。

　　中国游戏迷应该对日本的电子游戏不陌生，从20世纪80年始，街边的游戏机室玩的就是日本开发的《三国志》，然后又是被家长视为洪水猛兽的任天堂红白机，再后来就是PLAYSTATION系列的家用游戏机风靡一时。不过，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国人更青睐可以随时玩一把的，“农药”“吃鸡”这些成为了流行语。而在秋叶原大街上，记者发现这里也像一个游戏博物馆，有依然火爆的游戏机室，有满大街的PS游戏机的专卖店。

　　如PS4家用游戏机，在秋叶原仍然到处可见在“中古店”（意为旧货店）买到二手游戏机而喜上眉梢的人。虽然我们国内使用家用游戏机的群体越来越少了，但不可否认PS家用游戏机开发是越来越先进了。精益求精的同样还有日本的各种家电。在秋叶原的一家大型家电商场，光缝纫机这种几乎快被中国人“淘汰”的家电，就至少有五六个品牌的十几种不同款式。

　　旧有产品在这里精益求精，越来越精细的家用游戏机、煮饭更软糯香甜的电饭煲、使用更加安静低耗能的电吹风、印刷更加精美的闪卡等等，然而秋叶原里卖的高新前沿产品并不多见，如无人机、各种智能AI产品等更是难觅踪影。

　　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主席研究员柯隆将日本人对旧产品的钟爱阐释为“制造业原有的机能上精益求精，但在创新方面有缺陷”。

　　这种“只推陈，不出新”的工匠精神也感染了旅日的“外国人”。今年74岁的日籍华人徐永赞老先生是广州人，在日本生活已经超过了50年，他跟大部分日本人一样，一辈子都只在一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

　　徐老先生专注彩色印刷。他告诉记者，18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了香港，为一家日资公司工作，23岁作为技术人员到了日本，后来自己做印刷生意，如今拥有一家几十人的印刷公司。老先生给记者派发的名片就采用了他们特殊的印刷技术，在阳光下轻轻晃动，随着光线折射角度的不同，名片上就能显示徐先生的日文和英文简介。跳槽工资翻倍这种情况在日本不太多见。徐老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员工如今平均40多岁，都是一些在他公司工作了20多年的人，流动性很低。徐老先生说，“日本人很少跳槽的，因为日本人会觉得你在旧公司都做不好，来到新公司怎么会做得好？”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曾供职东京湾智库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在周牧之看来，IT下的产业升级转型可以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旧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新产业的创造。而东京湾区产业转型的方式非常注意借力IT技术既存产业的升级。当然也有因为过分强调老产业利益格局影响新产业发展的情况。

　　这种格局与我国移动互联网时代逐渐呈现的“赢者通吃”大有不同。曾经在打造律师互联网平台方面受过挫折的深圳律师张兴彬就这样向记者坦言现实的残酷，“在一些细分领域你想一展拳脚，辛辛苦苦融资烧钱做内容攒人气，一旦被互联网大佬们觉得有利可图，他们只要在自己的平台上开一个小端口，凭着他们平台海量的用户，一下就能把你的吃得渣都不剩。”

　　但在日本恰恰相反，日本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关系十分“融洽”，日本的不少中小企业都能靠大企业的下游或者周边订单活得不错，也总能在大企业的“大树”的间隙之中找到生存空间。徐永赞的企业正是“日式中小企业”的代表。

　　“曾经有一个单子，日本最大的印刷公司自己都做不了，就找到我们，我们的技术好，给他做出来了，后来他们就外包很多订单给我们做，我们的生意就慢慢稳定了。”徐永赞说回忆，“在日本做生意，你要技术比别人好才能有生意。因为日本的中小企业，都是依附着大企业生存的，所以小企业的技术是否过硬是关键。”

　　对于这种强烈的反差，柯隆先生的观点也许可以作为注解。他认为，如今的新一轮科技，如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是建立在大数据上的，而日本人各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如一个个信息孤岛，相互之间的数据很难共享。所以他们发展大数据有先天局限，日本没有像样的互联网巨头，唯一拿得出手的互联网公司就是日本雅虎。所以日本各个行业内的大中小企业可以形成一个闭合的生态圈，而中国的各行各业都会受到互联网的冲击。

　　产业升级需要技术和资金，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简称JST）在这其中起到重要作用，JST的职能里包括向科研项目发放经费，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等。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特别顾问冲村宪树曾任职日本文部科学省，做过研究开发局局长、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官房长官、科学审议官（副部级）等职。

　　在过去的第三次产业中，东京湾区的产业升级转型建基于其强大的基础研究，而按照冲村宪树的说法，日本的科学技术研发70%都在企业里进行，大企业的技术研发方向十分广泛，科研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自发兴趣进行研究工作，甚至往往不一定跟企业的现有业务有关。这种“无心插柳”最后却多有“柳成荫”。

　　富士公司的转型便是典型例子。一般人看来，胶片与化妆品多少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富士胶片公司旗下的化妆品品牌“艾诗缇”从2007年开始已经风靡日本，也走俏中国内地市场。富士的这一“转身”何以如此迅猛？原来，从1919年开始，富士就专注于研究制造胶卷的技术，近百年以后的今天，胶片行业已渐入黄昏，富士也面临了生存危机。不过富士的研究人员一直以来潜心研究的一个项目让高层们有了新的选择，胶卷上有一项用来防止胶卷褪色的抗氧化技术，也是化妆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技术——因为照片褪色的原因，和肌肤老化即由于活性氧造成“氧化”现象如出一辙。

　　化妆品的基础学科来源是高分子化学，而富士在此方面恰好有经年累月的技术沉淀。发现胶卷居然和皮肤有共通性后，富士高层果断决定将相关技术应用于化妆品的研发上。这由此开启富士胶片转型的重要步伐。从2006年开始，富士将原有的尖端核心技术、有机合成化学、先进打印材料和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为“富士胶片先进研究所”，并以此为创新基地，进行跨行业的技术研发。至今，富士已开发出4000多种与抗氧化有关的化合物，用于高端护肤品的生产研发。在胶卷式微的今天，富士却在包括化妆品、医疗保健品在内的新业务领域崭露头角。

　　同样，在更久远的年代，丰田原来是做纺织机的，但是因为发动机和纺织机要用到的滑轮组的基础原理相关，丰田得以顺利转型成了汽车巨头。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经济分析部部长河野円洋同样强调了基础研究对日本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两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中小企业比东京的中小企业更愿意创新，而在东京湾区，大企业才是创新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大企业才有足够雄厚的资金来支持基础研究。”河野円洋说，“另一方面，日本的优秀人才更愿意到大企业工作。”

　　如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日本AGC旭硝子株式会社是全球最大玻璃制品公司，最近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 X屏幕，就是使用AGC制的一种最新的强化玻璃产品。

　　冲村宪树告诉记者，JST每年会向很多科研项目、研发人员发放战略资金，支持项目的起步、研发以及产业化等，其中有很多项目可能是50年甚至100年后才有可能用得上。JST会用一个大型数据库把全日本的科技研究成果收集起来，让缺少研发能力的企业在数据库里寻找专利，同时JST还会资助企业和研究人员共同将技术进行产业化，资金受益者里已经有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

　　JST在科研资金发放的监管经验也许更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JST会将资金主要发放在国家重点培育的技术领域。至于发给谁，或者哪个机构，则由评审员来评定，“评审员公开招募，由该领域最有权威的研究人员组成委员会，判定基金给哪个机构或者个人。”冲村宪树介绍，“评审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在领域里最有名的，四五位完全没利益关系的人搭配委员长。”

　　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的风险投资非常不发达。柯隆告诉记者，东京的中小企业创业融资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地方政府出面给借款人信用担保，银行就会更愿意给中小企业。

　　在柯隆看来，工匠精神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在新技术的今天，“工匠精神”也不能走极端。他举例说，曾经有一个日本手表企业广告宣传自己的手表“走一年误差不超过十秒”，“这种精准程度是很厉害，但消费者真的关心吗？在各种智能设备围绕的今天，手表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装饰品，要讲究设计的，而不是光靠走时精准就能被市场接受。”柯隆说。

　　在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乔宇博士，曾在东京大学学习工作7年。他跟记者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年iPhone刚开始流行时，日本曾有过讨论，为什么索尼不能率先开发出智能手机。得出的结论是，索尼其实在技术和硬件上都已经具备了做智能手机的条件，但是在索尼内部，随身听是一个非常盈利的部门，其对企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做智能手机会侵害到随身听这个主营业务的利益，所以得不到充分支持。

　　柯隆则认为，索尼在智能手机上的落后，体现了日本消费品制造业升级转型遇到的严重问题。“如今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功能升级，还要有设计的升级，非技术人员在产品研发中的作用更关键。”柯隆对记者说，“索尼随身听的发明者大贺典雄不仅是个企业家，还是个声乐家，所以才能造出风靡一时的随身听。”

　　另一名日籍华人尹星，到日本十几年，现在从事IT产业。尹星觉得，日本人讲究团队精神，不突出个人成绩，所以很难出精英。他说：“一个团队里所有人的薪水差别不大的，就算你跳槽，也不会有翻倍的收入，这种机制太稳定了，在IT行业来说就比较缺乏鼓励员工创新的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新兴产业上比东京湾区更有优势，同时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有借鉴意义。中国在培养高端人才的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工人的培养。最有利于新经济时代产业转型的，应该是六成的匠人精神和四成的跨界创新。就具体产业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把文化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现代的大湾区不应该是被工厂包围的港湾，而应该是文化包围的港湾，是文明的发源地，是文化的中心。文化产业内涵可以很广泛，包括影视、动漫、饮食等。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展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利用大湾区交通便利、开放性强优势，吸引全世界的人来感受中国的美食，吸引力定然不小。相比内陆，文化产业在大湾区的发展有独特优势，其关键就在于交通。便利的交通带来了文化的开放、带来了人群的交流。特别是粤港澳三地民间文化的不断交流，特别有利于文化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周牧之说，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城市经济有了本质的变化，城市人口规模呈爆炸式增长，全球一体化和IT带来了经济大繁荣。财富的增长，很大部分来自信息交流、创新创业，而世界几大湾区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恰恰是因为它们迎合了这一趋势。“湾区经济的开放性，使它更容易与全球一体化、IT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