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篇“与众不同的张爱玲，错误选择离开，晚年孤独而凄惨”，真的是被气笑了。这自我感觉得多好，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啊。

　　我觉得张爱玲的伟大，不光在于她的作品，还在于她先于国人几十年的前瞻的意识形态，敏感聪慧如她，从穿着上就能看出社会的发展风向，嗅出不同寻常的气息。

　　但凡了解一些张爱玲，了解她的人生态度，了解她对服装的热爱，自然就知道她当年离开绝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的，而是必然而然的。

　　表面上看她是因为服装问题离开，其实是她对两种生活的选择，她不愿扭曲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想被统一划一，她选择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1939年冬，在《我的天才梦》中，19岁的她写出这段惊世奇文，仿佛已经参透了人生的玄机，仿佛遇见了自己的宿命。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大美晚报》，报馆給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

　　张爱玲化妆品中最多的就是口红，CD的几款经典口红，张爱玲一直都在使用。张爱玲一生都对口红情有独钟。她的口红都是颜色很浓烈的，她皮肤很白，所以喜欢涂鲜艳的口红。

　　张爱玲去世后遗物中有三样东西最引人注意：手稿，假发和唇膏，据说都是Estée Lauder、Clinique等经典品牌的红色唇膏。

　　在《童言无忌》一文中，张爱玲精辟地总结道：“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是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还有一次，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嘛？’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

　　苏青形容张爱玲：“她穿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如此，融会了古今中外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

　　她告诉读者：“你不要指望男人会因为你的心灵美而爱上你，其实，心灵美固然很重要，但是，发现心灵美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找人办事，人们首先发现的并不是你的心灵，而是最直接的衣着打扮。”

　　她喜欢穿旗袍。在由她的短篇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中，旗袍得以大放异彩。她曾说：“旗袍，民族时装的一朵奇葩，她稀有的魅力和纯粹的美，是千年古国文化精髓孕育。”

　　1949年后，国人穿什么衣服变成了问题，旗袍不能穿，西装更是必须抛弃的腐朽。到了时代，服饰更是高度统一，后期乃至改开之初，稍微有点个性的穿着都被视为“奇装异服”，对着装的管控尺度，往往和所处时代的宽容度，开放度相关。

　　为凸显自己特立独行的审美观，张爱玲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表明心迹，她说：“使女人美丽一点，间接地也使男人的世界美丽一点。人微言轻，不过是小小的世界的调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现实表示不满，普遍都认为是的、好的态度；而对于现在流行衣服式样表示不满，却要被斥为奇装异服。”

　　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也参会了。在一片蓝色和灰色中山装海洋里，穿着旗袍，罩着网眼白绒线衫的张爱玲成了“异类”。丁玲悄声地指责她为何如此大胆，不和大家统一。会后，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夏衍找她谈心，说“今后还是变一变装束吧，你穿中山装或列宁装也许会更好看”。

　　1952年春，张爱玲告诉弟弟，“连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风雨就要来了。”她还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张爱玲是聪慧的，是深刻的，更重要的是，她真实。因为真实，让她逃过了历次残酷的运动，如果留在，特立独行的她的结局恐怕就不是“晚年孤独而凄惨”了，估计她早已香销玉殒了吧。

　　当年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同时期在上海活跃的著名女作家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是：“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

　　她跟她的闺蜜炎樱合资办过时装店,自任设计师和广告文案的作者。日常生活中她的许多衣服都自己设计。

　　她还写过一篇以服装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记》。《记》原文为英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由张爱玲自行翻译，重新刊登于《古今》杂志上。

　　在《记》中，她不仅梳理了中国服装的历史，更是将其与西方时装做比，对每一种穿衣风格附上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她是最早的时尚编辑。

　　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记》

　　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记》

　　她喜欢奇装异服，不怕惊世骇俗。她也喜欢借服装设计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比如她认为写小说要有“参差对照”,最好是“葱绿配桃红”。

　　张爱玲一辈子也无法逃脱对服饰的执念。晚年她独自居于美国，尽管谢绝了几乎所有社交邀请，但她依然会化妆，并且经常买衣服。

　　▲张爱玲和李香兰在1943年游园会的这张合影，她身上穿得这身裙子，是用祖母的旧被面做料子，炎樱做的设计，直到年老之后，她还一往情深地记得这块料子虽然陈旧如烂草，但“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有见过类似的图案”

　　张爱玲曾说：每一个人的衣服，都是它的小世界，人是住在自己衣服里边的，服装变迁的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变迁。

　　历史总是那么的相似，不久前的一则争议草案，让人似乎嗅到全民只能着同一种服饰的某个特殊时代的气息。

　　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第三十四条之二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这一条引发广泛争议。这个标准如何去界定？谁来界定？怎么样才算有损？达到什么程度才算产生伤害？这个界定会不会挟带个人情绪？

　　这一条在执行面上有很大的难度，也有很大的弹性，很容易被宽泛化，也很容易因执法的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真心希望这条在最终定稿时能顺意，予以删除。因为一旦通过，法律掌握在参差不齐的执法人员手中，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界定的标准和度量尺度，就很可能会面临被滥用的危险。

　　年轻飞扬的岁月，就要穿我所爱，爱穿什么穿什么，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就象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一早就明白人生短暂，要用自己的方式取悦自己，给自己穿衣自由，做一个精彩的女人。她用服装逃脱了时代的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