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埃德加·穿越重重封锁抵达陕北，对等进行了深入采访，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在这部著作中，以翔实的材料展现了中国党的真实状况，回击了势力对红军的污蔑。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纷纷深入“红色中国”，留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经典报道。

　　《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中国党人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史，成书以来已出版了多个中译本，甚至走进教科书，被列入部编版语文教材。埃德加·于1972年去世，至2023年已逾50年，他的作品在2023年正式进入“公版”领域，这就意味着《红星照耀中国》将会迎来更大规模的出版、翻译，这部经典也将迎来更多读者。事实上，自《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以来，曾对该书做了多次修订，不同时期出版的中译本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的成书与中译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1937年10月，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首个英文单行本，当月重印三次依然供不应求。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首印15000本，三周即告售罄。《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便在世界各国引起轰动。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界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反映，对该书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订。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随即在1938年秋兰登书屋再版《红星照耀中国》时，增写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认为，日本这轮“旭日”不但不会升起，反而将在中国战场陨落。在新增写的一章中，还介绍了中国党所主张的持久战和游击战，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抗日必胜的前景和信心。

　　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以及1937年以来苏美各方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反映，在1944年再次对该书做了一次修订。在该版长篇后记中，对中国局势作出了富有预见性的展望。他指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在长期的抗战中，中国党赢得了“巨大的威望”，“时间已经证实了这些者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理想的正当性”，他看到，中国人对党的信赖要比对高得多。后来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曾提到，在《红星照耀中国》1944年版后记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真实可靠，但美国政府拒绝了的忠告，为此美国人民付出了高昂代价。

　　二战结束后，曾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到访中国，并于1968年和1971年对《红星照耀中国》进行了两次修订。将原书的时态改成了过去式，根据三次访华所收集的新材料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删和改写，同时增补了万余字的注释，并在附录中增添了大量新的内容，包括1936年与谈话未公开的部分以及一百余条人物小传等。在冷战的背景下，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依然经久不衰，成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美国学者在个人档案中发现了1936年在陕北采访时的笔记本，其中不少内容是《红星照耀中国》中“从未用过的材料”。这部采访笔记随后由哈佛大学出版，题为《红色中国散记》。这部散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被学界称为《红星照耀中国》的“续篇”。

　　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去世。据夫人惠勒·回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热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根据这份遗嘱，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他曾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旧址，即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1938年2月，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是这部著作最早的中译本。该译本是在胡愈之主持下，由12位译者集体翻译的成果。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胡愈之从手中拿到《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了翻译，并以“复社”名义公开出版。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同时发表了一些英文版中未收入的照片。为避开出版审查，复社使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由于当时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多数读者一眼便能看出《西行漫记》讲述的是“红色中国”的故事。

　　上文提到，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过程中，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是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10月该书正式出版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在把样书交给胡愈之时对原文做了一些删改，所以复社版《西行漫记》与戈兰茨原版在内容上是有不小差异的。1999年出版的《胡愈之译文集》收入了复社版《西行漫记》的校译本，纠正了原先译本中一些翻译和事实方面的错误。

　　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沿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这一译本以1937年戈兰茨版为底本，恢复了《西行漫记》12章57小节的原貌，同时收入1938年为复社版所作的序，以及胡愈之1979年为该译本所作的序，但出版时有所删节。董乐山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的译笔准确流畅，出版后大受欢迎，两年内便发行了165万册。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第二卷）》是这一译本的再版，但对部分内容做了修订。

　　在三联译本出版的过程中，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范用发挥了关键作用。据董乐山回忆，范用最初的想法，是在胡愈之等前辈译者的基础上，对复社译本进行校核后再版，但由于上文提到的底本等因素，令编辑和译者感到“这个工程太大，不如重译省事”，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三联译本。

　　1992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方准、梁民译本是《红星照耀中国》迄今内容最全的一个译本。该译本以1972年鹈鹕版（1977年增印本）为底本，将增补的与谈话未公开的部分、中国年表、书目提要等内容全部译出，并收入费正清为《红星照耀中国》所作的引言，以及1944年、1968年和1971年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和后记。上述内容共计10余万字，是之前中译本中不曾收入的，值得重视。

　　除了上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中国香港地区南粤出版社和广角镜出版社在1975年前后翻译出版的两版《西行漫记》也值得关注。上文提到，在1938年修订版中增写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在诸多译本中，1949年急流出版社出版的由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以及1949年启明书店出版的由史家康等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收入了增补的这一章。此外，《红星照耀中国》还有很多重要的节译本，如王福时等人1937年翻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被称为《西行漫记》的“雏形本”。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79年吴黎平整理定稿的《1936年同的谈话》，这本小册子收录了《红星照耀中国》第四、五两章以及第三章部分内容。吴黎平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是采访时的翻译，作为当事人，他为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前言，对译文的重新校订，以及所加的注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20年，《红星照耀中国》被列入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为适应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的译本，译者为王涛，的女儿西安·和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为新译本作了序言，该译本部分章节随后入选初中语文八年级（上）配套阅读教材。

　　自1979年三联书店董乐山译本出版以来，学术界、读者，乃至《红星照耀中国》里提到的尚健在的历史人物，很多人围绕书中相关问题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证文章，为提高《红星照耀中国》译本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本人多次回忆道，当年在陕北采访时，对一些人名、地名记录得不够准确，且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威氏拼音，这就给翻译增加了许多难度。

　　以人名为例，在《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第三节中，回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经常同一个叫“Chu Hsun-pei”的学生讨论学问，过去译本多译为“朱舜白”（即朱谦之），但作为姓氏的“Chu”，在威氏拼音中可以有朱、储、居、瞿、区等多种音译，经学者考证，这里谈到的其实是另一位人物“区声白”。这一细节的纠正，对研究早年经历有所助益。

　　再如，在第四章第六节中提到，1931年在研究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参考过一本题为《中国党现况》的小册子，作者是“Yang Chien”。过去的译本将这位作者音译为“杨健”，但对“杨健”的身份大多语焉不详。经学者核实，这里的“Yang Chien”其实就是杨铨，即杨杏佛。1931年，杨杏佛赴江西考察，后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中国党现况》一文，使外界看到了江西苏区的真实情况，正是这篇文章使坚定了前往“红色中国”一探究竟的决心。

　　是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记者，因此《红星照耀中国》里出现了不少近代以来在华活动的外国人、机构、报刊等。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名词往往有其固定的中文名称，不宜按英文直译。比如第六章第二节出现了一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芬德莱·安德鲁是谁？大概无人晓得，但这位安德鲁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安献今”在近代历史文献里却有不少记载。此外，检索“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恐怕也会一无所获，事实上，这里提到的机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华洋义赈会”。应该说，对中国党成功之道的探讨是以世界近代史为大背景的，因此，这部著作的翻译也应该力求做到历史化。

　　阅读《红星照耀中国》不难发现，的笔锋非常犀利，他通晓汉语，在报道中常使用谐音词、双关语，以表达某种言外之意。例如，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Some Han Bronzes”，过去译本多直译为“汉代青铜”，如果不联系上下文，这样的标题乍看未免令人费解。笔者猜测，这里的“汉代青铜”恐怕与张学良有关。张学良字“汉卿”，这里也许是想暗示读者，协助他进入陕北苏区的除方面的“王牧师”外，少帅张学良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在保证翻译准确性的同时，如果能兼顾风格，会使这部经典的阅读体验更加立体。

　　回顾历史，《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出版近一个世纪后依然能持续引发读者的兴趣和学界的重视，足见其经典性。相信在译者、学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下，《红星照耀中国》定能常译常新，令经典焕发出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