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古人类生存历史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其蕴含最初人群来源、极端环境下早期人类适应能力与生存方式、不同人群与文化交流融合、现代高原人群及其文化形成过程等重大学术课题。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群的考古新发现，为破译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与信息。

　　梅龙达普洞穴位于自治区阿里地区革吉县城南约30公里森格藏布（狮泉河上游名称，出国境为印度河）左岸的石灰岩山体上，海拔4700米，洞口位置高出狮泉河平面104米。该地处于藏北羌塘高原西部地区，地势高亢，属于高原中的高原，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梅龙达普藏语意为“腰间的镜子”，由一字排开的三个独立洞穴组成：一号洞开口朝南，规模宏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主体堆积由外向内倾斜，从中部到后部形成一个陡坡，最大落差近5米；二号洞开口朝向东南，规模较小，面积约60平方米，堆积基本水平，由内向外略倾斜；三号洞开口朝南，规模最小，面积约25平方米。

　　该洞穴的史前文化遗存于2018年7月在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发现，属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2018-2023年期间，考古队连续开展了6个年度的正式考古发掘。目前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已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包括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一号洞壁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手掌以及太阳等以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发掘期间考古队还对遗址所处的革吉盆地进行系统调查，目前已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30余处、洞穴地点6处，采集到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另外还有5处洞穴岩画遗存，显示以梅龙达普遗址为核心的遗址群代表了该区域长时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历史。

　　跋山遗址群是以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其发现和研究已初步构建起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1万年的考古文化序列。跋山遗址位于沂水县河奎村，2020年发现后已连续开展3个年度野外工作，累计发掘面积225平方米，出土、采集文化遗物26000余件。近8米的文化堆积保存了距今10～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揭示出自晚更新世以来石器工业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演进的清晰轨迹，展现了早期人类与文化发展的辉煌画卷。

　　在发掘工作同时，还以跋山遗址为中心，在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为期3年的系统调查，有水泉峪、沂河头等重要新发现。目前已在沂河上游区域发现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址80余处。尤其是以水泉峪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址群的发现，清楚展示出跋山遗址群中心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遗存保存数量同样丰富，反映出此期间古人类活动的高频度。水泉峪遗址的初步测年数据显示，细石器遗存时代为距今2.4～2.8万年，石片石器约为距今3～6.5万年，这不仅为沂沭河流域细石器技术出现的年代问题提供坚实数据，更为建立沂河流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序列和技术演变提供重要证据。跋山遗址群的发现和不断充实，完整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时空框架，进一步拓展了山东史前遗存分布范围。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川东丘陵地区，沱江支流濛溪河中上游左岸，西距资阳人遗址直线万年，是罕见的同时发现有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遗址，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物质遗存和相关行为要素最丰富全面的遗址之一，被权威专家论证为“特殊、罕见、价值重大，具有世界性意义”。

　　遗址发现于2021年9月，因洪水冲垮五一水坝及附近河岸发现，同步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11个文化堆积有关联的遗址，构成濛溪河遗址群。

　　遗址地层平均约7.5米厚，堆积连续且清晰，初步可分为3套大的沉积单元。最上部约4米主要为黄褐色及红褐色粉砂质黏土，无文化遗物；中部约1.8米为黑灰色粉砂质黏土，呈明显水平或波状层理，底部存在明显侵蚀面，为湖相沉积，仅最底部与文化层交错地带有零星石器、化石；最下部约1.7米为红褐色粘土质粉砂，为主要文化层，共分为6层，包含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部分区域被上部湖相层严重侵蚀。底部为红褐色白垩系砂、泥岩的基岩。

　　经初步但系统的环境考古与埋藏学分析，遗址为古人类多次在水边的占据并随着水的进退而人类栖居的进退所形成，文化层基本为原地埋藏。另外，文化层分布在濛溪河现在的平水位以下，为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得以保留大量有机质材料。

　　经碳十四测年，遗址文化层年代超过常规测年上限（距今约4.35万年），经光释光初步系统测年，遗址文化层距今约5-7万年，处在现代人起源扩散的关键阶段。

　　初步综合研究表明，遗址的重要内涵价值包括以下5个方面：罕见的全要素物质遗存，特别是极为丰富的植物遗存，在同期、同类遗址中前所未有，显著地增加了历史的丰度和信度；发现石器以特殊的硅化木作为主要原料并加工小型工具，是华南大的砾石石器传统中罕见的小石器组合，凸显出石器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和晚更新世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多种本阶段罕见乃至国内甚至国际最早一批的复杂性行为的系列集中发现，对探讨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起源扩散等关键问题提供了珍贵的信息；罕见的全要素物质遗存及背后系列行为的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和高分辨率地透物见人，可以极为罕见地复原一个立体而又复杂的旧石器社会场景，活化一个现代人起源扩散关键阶段的“不简单”的旧石器社会；这是一个文理高度融合、多学科跨领域的重大发现，不仅是考古学意义的，极为丰富的全要素的动植物遗存也将推动我国在古植物、环境、气候及树轮年代学等领域的重大突破。

　　尚义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04年发现，2020-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和研究，2023年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

　　目前主要发现了10400-6400年间的文化遗存，遗迹主要为50余座房址（图1），出土陶、石、骨、贝类遗物15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9000年，发现包含旧新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与一期遗存及周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出新的文化因素，且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距今7300-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距今6800-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的一些遗存，显示出与更远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其中，尤其以第一期遗存最为重要，第二期遗存旱作农业因素突出。

　　距今约6000-4500年的大坌坑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代表性遗存，因平潭壳丘头文化与之存在诸多相似，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扩散的重要出发地。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被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2017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500-5000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的施红衣陶。器表典型纹饰是压印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镂孔等，口沿唇面压印短斜线或花口则多见。流行圜底器、圈足器、零星的平底器。口沿外侧刻划平行条纹、内侧沿面内凹、唇面呈波浪形。相似的遗存见于闽侯溪头遗址下文化层、金门的富国墩等遗址，尤其与大坌坑文化存在相似性，显示出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关联。

　　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西部、下村南部，遗址坐落于洛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遗址东西两侧有自然冲沟环绕，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面积 60多万平方米，2019年10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将苏羊遗址分为苏羊区和下村区两个片区，苏羊区紧邻洛河，下村区在苏羊区南部。

　　苏羊遗址是洛阳地区近二十多年来首次系统性、连续性、科学性开展的新石器遗址考古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了河洛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遗址的发掘使我们更全面深入认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现存遗物来看，苏羊遗址延续时间从仰韶早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稳定，文化谱系一脉相承，且含有大溪、屈家岭、红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遗址呈现出的不同区域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的场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

　　磨盘山遗址是皖南地区迄今发现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对于探究该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下游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以及先秦社会的文化交流，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皖南地区的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综合历年的考古工作和专家意见，对磨盘山遗址有了以下初步认识：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延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通过对该遗址的分期研究，可以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演进提供典型范例；遗址处于黄鳝咀—薛家岗—张四墩文化区、凌家滩文化区、北阴阳营文化区和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区的中间地带，又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因此可成为探讨崧泽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参考；新石器时代该遗址也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比如大量使用小口壶形器，石制工具和网坠的数量非常大、延续时间也很长。墓葬表现出较为平等的社会状况，随葬品一致性高，玉器普遍但珍贵，表明社会可能较为平等且普遍富足。生计方面可见较广泛的渔猎采集经济，浮选物中可见大量的螺壳、鱼骨和菱角、芡实等水生动植物，仅发现少量的水稻基盘、陆生动物骨骼。以渔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模式化的随葬品和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表明可能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交换行为；良渚文化中晚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社会较为衰落，文化遗存表现出较大的独特性，但仍可看出与太湖南部的密切联系。良渚文化末期阶段遗存在这里的发现可以为良渚文明的去向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空间；夏时期与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可见明显的来自东方和中原地区的因素，这与新石器时代的互动关系迥然不同。说明在中原广域王权国家建立以后，华夏和东夷势力在皖南地区的渗透和角逐；西周至春秋时期基本上属于吴文化和越文化分布区，结合周边地区几处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群，磨盘山遗址的生活遗址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处于吴越交界地区的地理位置，也为吴越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对比材料。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该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近期取得重要收获。

　　距今5300年前后，勃兴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开启了强势扩张，北上随枣，南下洞庭，西进峡江，一路高歌猛进、摧枯拉朽，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屈家岭遗址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本年度考古揭示的熊家岭水利工程即发轫于这一时期，可以认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大型水管理设施，加上最早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发展高。